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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江总督马新贻在大街上公然被刺杀,不但是让江宁各级的地方官慌了手脚,更让某些大人物也意想不到,这件事造成的影响太严重了。

    八月初二消息传到北京,犹如一颗炸弹在紫禁城内炸开。同治帝看完奏报,大惊道:“谋刺重臣的事情,此是千年第一案。

    最近的一件也只在唐朝元和十年的时候(公元815年),丞相武元衡在早朝时为盗所害。到现在已经一千多年了,今朝身边又出此事,实在让朕深为骇异。”当即下旨:江宁将军魁玉同司道各官赶紧严讯,务得确情,尽法惩办。

    慈禧更是先一步得到消息,她当天下午即将曾国藩与李鸿章召到仪鸾殿商量。慈禧太后坐在鸾座之上问道:“这事岂不甚奇?”曾国藩何样机敏?因为事涉自己原任的两江之地,曾国藩急忙诚惶诚恐地回答:“这事很奇。”却不敢再说什么。

    清廷先命江宁将军魁玉会同两江“严讯”,“务将因何行刺缘由及有无主使之人一一审出,据实奏闻”。魁玉等复奏:“凶犯……直认行刺不讳,而讯其行刺之由,尚属支离狡诈”。

    后慈禧太后又以五百里加紧的上谕,指派漕运总督张之万(张之洞的哥哥)“驰赴江宁,会同熬审”同时调直隶总督曾国藩接任两江总督主审此案,12月再加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以软差大臣身份驰赴江宁复审。

    就这样几派钦差重臣,折腾了大半年,到1871年3月14日,曾国藩、郑敦谨联衔上奏,以“漏网发匪逆党挟恨复仇”具结该案,刺客张文祥被处凌迟极刑,并剖心致祭马新贻。一件大案至此,似乎已成定验。然而,参审官员事后的种种异常表现,却令人觉得此案结犹未结,另有不能道破的隐情。

    首先是参与会审的两位马新贻亲信——江宁布政使孙衣言、营务处总办袁保庆(袁世凯的叔叔,后过继为其子)都拒绝在奏结上签字“书诺”,也就是不承认审讯的结果。

    孙衣言更把质疑写到了马新贻的墓志铭上:“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奏,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直指供词不实,忿忿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他这个时候才明白,自己的靠山一死,湘军集团上下对于他的态度,原来马新贻在时,整个湘军集团对于他或者马新贻都是不冷不热的,如今更是冷眼相加,更谈不上配合查案了,而张文祥对他更是嗤之以鼻,也难怪他忿忿不平。

    其次,钦差大臣郑敦谨审结出奏之后,不等朝廷答复,就匆匆离开江宁;未及回京复命,就中途称病辞官回家。按清制,钦差不回京复命是要受处分的。而郑竟然置之不理,不免令人诧异。

    郑敦谨翰林出身,先后任左都御史、刑部尚书(相当于今日的最高监察长官和司法部长),因为办案铁面无私赢得“郑青天”之名。

    他在离开江宁之日,对曾国藩按官场礼节致送的程仪(送别礼金)拒而不纳,如此不给面子的举动,是不是要表示对与曾国藩会审结果的不满?而郑辞官后终身不复出仕,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心灰意冷?

    冷眼人不难看出这其中的猫腻,如果说刺马案跟湘军集团没有任何瓜葛?这话估计没有一个人相信,更何况曾国藩虽然不在,但湘军真正的统帅曾国荃始终对此不发表任何意见和态度。

    “刺马案”之所以被列入清末四大奇案,一个是因为马新贻作为两江总督的高级官场身份;另一个是因为这个案子背后隐藏的巨大政治军事秘密——朝野都认为曾国藩平定太平军攻陷天京后,收缴了洪秀全的全部金银,但所上缴朝廷的数额却非常少。

    曾国藩此时等于背了黑锅,他的所获实在是不多,但这事情等于黄泥巴掉到了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曾国藩有苦说不出,这显然是有人泄露了他的那些非常隐秘的事情,这让他非常愤怒,现在消除朝廷对他的猜忌才是重中之重。

    可是这又那里是那么容易的?别的不说他的湘军就是一个口实,所以他对于朝廷要裁撤湘军的意见是全力配合和支持,但当时湘军势力强大,更有传言曾国藩有野心,于是慈僖太后先把曾国藩调离江宁。

    接着召见过马新贻,升其为两江总督,之后马便在其密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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