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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法官的判决是否受到“现代意识”、舆论民情的压力？他的心理是什么？我无法知晓，但猜得到一点，文件非法，给了这个法官一个顺从舆论的好理由。
筱月桂大获全胜，走出庭就宣布把所赢三万元赔偿，赠给以提高劳工妇女地位为宗旨的上海培文女子夜校。《游戏报》因为无法赔出此款，申请破产，全部资产拍卖，力雄银行以一万五千元收购，重新出版《新游戏报》。
这整个庭审过程，成为1926年9月上海乃至全国市民津津乐道的大新闻。
在法庭胜利的那个晚上，筱月桂和余其扬在王宝和酒家，吃专从阳澄湖选来的蟹，喝店家自酿的陈年黄酒。余其扬说：“你知道‘筱案后援会’是谁组织的？”
筱月桂说：“这点事情，还能瞒得过我？我早就想到了，我只是看你会不会想到。”
两个人高兴之余，酒后狂言。筱月桂说，她听到有人从漠北戈壁来，跟她说，那里的蒙古牧民，都知道上海有个女人，唱得好歌，当了司令。他们很想邀请这个女司令到草原赛歌会上一试身手。
余其扬说，他知道的情况更有趣：也算洪门支脉的陕甘袍哥，派人到上海询问，上海洪门立幼童为山主，由其母筱月桂垂帘听政，是否有其事？
筱月桂听了这故事，脸上依然笑开颜，心却沉了下来，什么事情都不可能永是好事。
那些在报道中用词不慎煽风点火的报纸，一个个来向筱月桂道歉，希望她不会追诉。筱月桂只是说：“你们从此好好报道我，我就不提此事。”
她知道她的个人历史，多刷白漆不会更白，恐怕现在大部分上海人，心里都认为她确实做过婊子，只是为她打一仗的勇气喝彩，看热闹而已。
有一点好，现在的城里人像小孩，马上会忘记这件事，心思又转到别的新鲜事上去。只要报纸用新的筱月桂覆盖旧的筱月桂，那么旧的筱月桂就会消失到历史的迷雾中去。
我对筱月桂说：“我写传记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只说你喜欢听的。”
但筱月桂行事作风一如当年：“不成，我说不行就是不行。许多事都是身不由己，想来都心疼！”
从窗帘漏出的一些缝隙看见，远处霓虹灯洋字连篇，光怪陆离。
每次我跟筱月桂争论，总好像自己跟自己闹别扭，我便说：“好好，我让步，我放弃。我们只谈吃喝。”
过了几天，她却问我：“写得如何，进展顺利吗？”
我心里没说的话是，她做的坏事，对我吸引力更大，我的读者想必也想读到她的“劣迹”。
她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那你就写吧。”
光看她将房事上的兴奋和快乐，那样眉飞色舞地告诉我——不然我怎么会知道——就太不像一个正派女人。
不过我感觉到这个女人，早就猜中了这个世界的一些肮脏秘密。
她曾借某个舞台角色之口，唱出过一首打油诗：
说我俏，
说我丑，
说我就是加我寿。
讲我好，
讲我坏，
讲我就是添我财。
常荔荔听了哈哈大笑，随口把它翻译成英文：
Good publicity，
Bad publicity，
Any publicity
Is good publicity.
后来阮玲玉因为报纸刊登她的婚内外男女关系纠葛，在上海愤而自杀，震骇全国。筱月桂也去送了葬，献了花圈。不过她却对我说：“这个女人，生错了年代，大概自以为是尤三姐！‘人言可畏’就自杀？从乞丐不如的地位打出来的人才知道，无人言才可畏，沉默才能杀人！”
在与我长聊时，她说得更绝妙：“哪个记者骂我是婊子，我肯定给他一个耳光，而且一定要打出红印，让他可以有证有据去大喊：我被婊子打了耳光！”
我听了这话，大吃一惊，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也会是这么一个傻瓜记者，被筱月桂利用了。但我已经成为筱月桂的好朋友，当然往好里想这话。既然我们双方都同意一切事实照录，毫不掩饰，那我就再讲一件事，也是发生在1926年。
那一年发生太多的事，待我慢慢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