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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妈妈有一大堆当票，他就偷偷拿走把东西全都赎了回来。妈妈看到他这样，自那之后再也不赌钱了。生活比较安定之后，妈妈就把两个女儿接来了上海。
1949年，很多国民党陆续撤退到台湾。爸爸也把名字从房道龙改为了陈志平，跟随大队逃亡到香港。两年后，妈妈从澳门偷渡到了香港，当时船舱挤了很多人，空气稀薄，同船的死了5个，妈妈到最后上岸时已经快要昏倒，但最终顽强地撑了下来。来到香港后，爸爸通过朋友介绍，到山顶的外国领事馆工作。从来没有进过厨房，也不会干家务的爸爸，开始做清洁工、园艺工，并且开始学做大厨，后来妈妈也到领事家里做佣人。
两个颠沛流离多年的乱世儿女，终于在香港成婚，并在1954年生下了我。
现在回想起来，从小到大妈妈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节俭。我看过她用爸爸的破内衣修补其他内衣，内衣烂了也不扔，就洗干净摆在那里。等另一条烂了，她会用那条来补这条，可以补很多条。我看到爸爸内裤后面有很多补丁。
我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妈妈还穿着我小时候她穿的衣服。她把做佣人得到的所有小费都攒了起来，跟她多年来的全部积蓄放在一起。我记得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她常常会把一个箱子拿出来，告诉我说这里有一个手镯，那里有几百美金。忽然有一天，她问我，儿子，你能不能给我130块？我问为什么。她说，“你给我130块，我刚好可以凑够1000美金。”我就看她把那个箱子搬出来，里面全是2块、5块、10块的纸币，那是她10年来存的小费，大概870块。我心里很难过，就拿了10000美金给她，换回了她的1000块。
2002年2月28日，妈妈走了。2008年2月26日，父亲也离开了我。他们辞世的时候，我都没能陪在身边。
妈妈生病的最后阶段，我的私人医生对我说，不行了，接下来就是熬着，能熬多久是多久。我在妈妈耳边说，我走了，电影还没拍完，现场还需要我。也不知她是不是可以听到，但我知道她能理解我。如果我每天坐在这里，陪在她旁边，摸着她的手，跟她说话，她就可以醒过来，那我一定会在这里。但这不可能。
当时我正在泰国拍《飞龙再生》，正布置一个镜头的时候，别人跟我说“大哥，家里有电话来”，我接过电话，那边说“妈妈走了”。我把电话放回去，转头跟大家说，“镜头摆这边，继续拍”。现场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
拍完那场戏，我在片场随便抓了一辆吉普车，开车门，坐上去，眼泪哗就掉了下来。在车上哭了很久，第二天马上飞回澳大利亚安排出殡。
爸爸最后的日子是在香港。那时候他住在医院，我每天都去看他，眼看着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在他还能讲话的时候，我跟他半开玩笑地说：“爸爸，等你走了以后，我不会去拜你的哦。”爸爸说：“好，不要拜，没有用。”那时小房子坐在我后面，我转过头跟他说：“将来等我走以后，你也不用来拜我。要是真的孝顺，现在就孝顺我，不要等人走了以后再去拜。”
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是不是应该在最后的日子里，每天陪在他们身边，看着他们，直到最后一分钟把他们送走，把所有事情处理完，这就叫孝顺呢？其实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是个非常孝顺的儿子。爸爸妈妈在世的时候，我对他们很好，尽量陪着他们，让他们在有生之年享受所有可以享受的。很多人会讲那句古话，“子欲养而亲不待”，没错，就是要趁长辈在的时候对他们好，不要等失去他们的时候，再去弄那套形式主义的东西，比如烧纸钱，你烧了他真的会收到吗？那都是假的，只是一种心理安慰，或者是做给别人看的。到现在我都不记得父母的生日，因为我每一天都当是他们生日在对待。
爸爸妈妈的故事平凡又不平凡，我能想象在那个年代会有多少类似的故事发生。我很幸运成为他们的儿子，也知道他们一直以我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