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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皇家学会”。
“在我的剑桥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被选为使徒。”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侄儿朱利安贝尔在1930年写道：“我真正感觉到我是坐在剑桥理性主义的塔尖上。”
顺便一提，这个叫做朱利安贝尔的家伙是个极端主义者，在1935年怀揣着改变世界的理想来到中国，应聘到武汉大学做英国文学教授。
他最终没有能改变中国，反而爱上了一名叫做凌淑华的中国女子。
凌淑华生于1900年，出身名门世家。
她的文学老师叫做辜鸿名，真正学贯中西的大师，她的绘画老师是缪嘉慧，这是慈禧太后御用的画师。
所以，她在文学和绘画方面具有很高的才艺，而且相貌出众。
当朱利安贝尔遇到凌淑华的时候，她已经结婚了，她的丈夫陈愿同样是社会名人。
至于结果，还是不要说了，较为尴尬，反正就是男女之间的那些事。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和国王学院的学生，就没有资格加入这个圈子。
徐至摩以前只在这个圈子的外围游荡，现在终于进入了核心。
他收拾心情，和托马斯艾略特攀谈起来，把林子轩在中国的事迹告诉了艾略特，主要是林子轩在文学上的成就。
在这种场合，同样作为中国人，徐至摩自然要为林子轩说好话，这种风度还是有的。
不过当他听到艾略特写《荒原》的灵感来自于林子轩所写的《死水》时，他不由得目瞪口呆，真想告诉这位生活在英国的美国人，这两首诗作根本没有联系好不好。
《死水》是对北洋政府时期国内政治环境进行的讽刺和控诉，有政治隐喻。
《荒原》则是表达西方文明精神上的幻灭。
如果说两者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都是象征主义的诗作。
隐约间，徐至摩似乎抓住了什么。
原来东西方世界的诗歌是可以相通的，原来诗歌还可以这么写，用东方的语言来描述西方的精神内核，或者东方的精神内核用西方的语言进行表达。
互相借用，融会贯通。
于是，一条诗歌的道路在徐至摩面前徐徐展开。
艾略特不知道这位东方人顿悟了诗歌的至理，他听到林子轩还写了以美国内战为背景的《乱世佳人》，作为一位美国人颇为感兴趣。
他喜欢诗歌，对于小说的热情不大，而且《乱世佳人》在英国并不如在美国那么受热捧。
“这位林先生性格如何？”艾略特好奇的问道。
“他的思想比较自由。”徐至摩回答道。
徐至摩了解的还是两年前的林子轩，他不能说林子轩是个玩乐主义者，只能含糊其辞。
在和这些英国精英分子的交流中，他感受到这些人对于林子轩的诗集颇为推崇，这固然有艾略特的极力推荐，也是因为诗歌是一种世界性的语言。
林子轩的《一代人》是中国几十年内著名诗人的诗作集合，每一首都是经典。
这样的诗作自然会引起这些英国诗人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