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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曾国藩是文人，没啥别的嗜好，就是喜爱古书，便跋山涉水给曾国藩送来。
曾国藩翻着这部已黄黑的文集，问鲍：“这是南宋庆元年间刻的，欧阳子文集的最早刻本，你怎么得来的？”鲍得意地说，“听说那个欧阳修在安徽做过官，我在皖南攻下长毛的几座城，抓了一些读书人，要他们交出家藏，否则砍头。有一家姓欧阳的人，交出了他们家族供奉的传家宝。”
“你，你怎么能这样做？”曾国藩听了这话，刚才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了，气得站了起来，指了指手中的文集，“带勇之初，我便对你说过，长毛毁孔孟、焚书籍，得罪了天下读书人。我们在《讨粤匪檄》中，将维护中国数千年的礼义人伦、诗书典籍昭告天下，也是为了得读书人的心。此事传扬出去，岂不冷了天下读书人的心？你怎么做出如此糊涂之事！”
”这？我，没想那么多，只想着大帅喜欢……“鲍见曾国藩很生气，支支吾吾说不出话。
”算了，父亲，鲍将军也是一片好心。“曾纪泽劝说道。
“对，我是好心……”鲍听曾纪泽这么一说，对曾纪泽顿生感激。
”你出去吧。“曾国藩面色并未改变，让鲍先出去，他很生气，倒不是因为鲍抢了一本古书，而是他惊讶于湘军的纪律如此败坏了，每夺取一个地方也进行掠夺，这么做跟长毛有什么区别？
曾国藩刚回到江西，就遇到一件棘手的事，曾国荃部的一支两千人的部队，拿下吉安之后，肆意烧杀掠夺当地富户。而且这种行动，是得到曾国荃默许的。曾国藩虽然复出后对部下的道德不苛求，但还是有底线的，对这些丧失人性和触犯军人底线的行为，曾国藩绝不手软，他一怒之下解散了这支两千人的湘勇，让他们全部回了老家。
没想到，鲍的手下也是这么做的，曾国藩意识到，湘军的军纪败坏，已经不是曾国荃手下的个案，他不得不整顿军纪了。
”此次复出，眼见湘勇在外久战，军纪比以前坏了许多。无严明军纪不足以得民心。不得民心，对付长毛就难以取得最终的胜利！“鲍走后，曾国藩和曾纪泽深谈了整顿湘军军纪的想法。
曾纪泽对曾国藩以前的治军思想是了解的：曾国藩建湘军，大概是按儒家思想并参考明朝大将戚继光的”束伍成法“。先是以忠君勤王、捍卫礼教为建军基础。把太平长毛独尊上帝、反对孔孟儒学以及政治上主张平等、经济上主张平均的思想，指斥为彻底破坏了中国数千年来所奉行的“礼义人伦诗书典则“，是开天辟地以来“名教之奇变“，声称镇压太平军不单是替君王分忧，也是为了捍卫性命所系的纲常礼教。然后以“忠义血性“的儒生为军队骨干，所选将领不仅同籍同乡，且多有师生亲友私谊，以此作为维系内部统一、团结的纽带。
曾国藩还强调强调将必亲选、兵必自招。继承戚继光“舍节制不能成军“的思想，把统领归大帅调遣，自统领至兵勇逐级自选、层层节制的优点概括为“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
并且，曾国藩主张以厚给薪饷、广赐翎顶来固结军心和激励士气。鉴于绿营兵丁薪饷过低，影响操防，曾国藩决定实行优厚饷制，使士兵安心服役，所以湘勇的军饷一般是绿营兵的三五倍。曾国藩同时保举有军功的将弁，广赐翎顶，以官禄为诱饵，驱使官兵效命疆场。
曾国藩还认为“精练勤训“为提高战斗力的重要措施。指出不练之兵断不可用，训练不精，不可征战，要求营官坚持不懈抓好部队训练。还将“训“和“练“分开，训营规主要是点名、操练、巡更、放哨。训家规主要是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
曾纪泽对曾国藩这些建军思想是赞同的，但还差一点，那就是严肃军纪。曾纪泽对曾国藩说：“湘军目前确实应该立法行令，宽纵不可以治军。
曾国藩点点头，脸色稍微缓和，说：”湘军可以宽在利和名，严在礼和义，四者兼备，即使骄兵悍将也能统驭。“
曾纪泽说：”父亲，我还有一点小建议，因为湘勇多是文盲，规矩不能文绉绉的，说了他们也不懂。可以民歌的形式，令部队不打仗时加以传唱。”
曾国藩说：”你说得有道理，这事十分重大，就交由你来办。”
曾纪泽笑了笑，说：“我没这等才华，但是可以举荐一个人，他文笔和才华都极佳，肯定可以胜任。”
曾国藩问道：“谁？”
曾纪泽微微一笑，道：“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