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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献帝初平元年春二月，讨董联军屯于河东、酸枣、鲁阳三地，呈北、东、南三向合围之势。董卓提出迁都长安的计划。
洛阳城环卫四塞，雄关林立，形势险固，周围设置函谷，伊阙、广成、大谷、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八大关，合称“八关都邑”。
说来洛阳有险可守，不用迁都长安。但洛阳粮食补给过于依赖豫东平原，虽有敖仓存粮无数，但其远在虎牢关之外。洛阳人口众多，持久战之下，若敖仓有失，恐无以为继。
董卓征战沙场，虽然败多胜少，但其战略眼光还是有的。不然也不会屯兵河东，以待天下有变。
长安东有函谷关可据守各路诸侯、西有凉州之地。西凉乃是董卓发迹之地，他在凉州诛羌之中，颇有威望。
翌日，董卓召集众卿商议迁都之事，殿上董卓开口说道：“太祖建都长安，历经十一世，光武建都洛阳至今也十一世。按照天书《石包谶》所言，此时应该迁都长安，上顺天意，下至民心。”
百官闻言默然，司徒杨彪心中暗笑、鄙夷。太祖刘邦至王莽篡汉不止十一世，光武刘秀建都洛阳至此时，也不止十一世。司徒杨彪思董卓便是为了与这石包谶相当，所以知错而言之。
利用谶书达道政治目的，董卓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最有名的当属篡汉王莽，利用谶书造势，终篡得大汉江山。
司徒杨彪乃名臣杨赐之子，名士杨修之父。他早已不满董卓跋扈，如今迁都动摇国本，他必须得言。想着，杨彪开口说道：“光武迁都，乃是长安破坏严重，现在洛阳甚为繁荣、富庶，为何搬之？此其一；
建都洛阳已久，百姓宗庙建于此，弃之恐百姓不就，此其二、”说完以上两点，杨彪怒视董卓说道：“此《石包谶》乃一邪书，董太尉何以信之。”
董卓闻言清了清口，反驳杨彪道：“关中肥沃，故秦能吞并六国。现在的长安，木材资源丰富，武帝时的陶灶还在。只要用心经营，多好的宫殿、太庙建不出来？至于百姓，管他作甚，若有不从，推入河中淹死便是。”
杨彪闻言，更是对董卓之粗鄙，更为厌恶，再次说道：“天下动之甚易，安之甚难，惟明公虑焉。”
“杨司徒？你是不是想坏国之大计？”说着，董卓大怒，杀心顿起。
太傅黄琬见状，替杨彪开脱道：“董相国息怒，迁都国之大事，杨司徒之意，仅供参考罢了。
黄琬此言，即使为杨彪打个圆场，也是陈述自己观点。迁都之事，即为参考，就是让董卓再想想。
三公之中，都已谏言。司徒荀爽觉得自己也有必要说两句，于是赶紧出来打圆场道：“董相国哪想迁都啊？只是关东联军兵胜，所以做此大计。借故秦之山型，以便控制天下。”
有黄琬、荀爽做和事佬，董卓终未发作。怎料退朝之后，黄琬上书坚决反对迁都。董卓见状大怒，以天变灾异为理由，罢免杨彪、黄琬。同时拜光禄勋赵谦为太尉，太仆王允为司徒。
王允为人刚烈，曾与皇甫嵩、朱儁共同受降数十万黄巾起义军。在受降过程中，细心的王允从农民军中搜查到一封中常侍张让的宾客所写的书信，信中涉及一些与黄巾军有关的内容。
张让可是灵帝的娘啊！王允也不计较利害关系，他怀疑张让与黄巾军私通，便进一步追查，把其中的具体细节全部揭发出来，并且写成奏折上奏皇帝。
灵帝大惊，立即召张让进宫，怒气冲冲地指责张让，并要他交待实际情况。张让一向在朝中自以为是，指手画脚，也没想到有谁敢在皇上面前揭露他。
可张让是何等狡诈圆滑的人物，他在回答皇帝时，不仅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反而说王允忌妒陷害他。灵帝本就是护短之人，加上被张让的花言巧语所迷惑，自认为他无罪，也便不再追究。
张让脱罪后，对王允心怀忿恨，一心想伺机打击报复王允。第二年，张让终于找到一个借口，将王允逮捕下狱。不久，正好赶上朝廷大赦，王允免罪释放，还复刺史原职。
事到如此还没完，睚眦必报的张让并没就此罢休，没出十天，他又以另一个罪名将王允治罪，王允再度入狱。
时任司徒杨赐，也就是刚刚罢免司徒之位的杨彪的父亲，知王允忠烈，恐其被张让所害，劝其：大丈夫能屈能伸，何不暂且与张让言和。
王允闻言，摆出宁死不屈的架势，慷慨陈词。杨赐无奈摇头而去。
而后杨赐联合何进、袁隗二人上书，方才赦免死罪，直到有逢大赦，王允逃出京师，隐姓埋名。
灵帝驾崩之时，王允奔丧，被何进启用官至河南尹。直至董卓掌权，一心拉拢士人，王允一路官至太仆，此时又为司徒。
此时王允已经五十三岁了，再不是那个刚烈的儒生。此番入朝，他假意逢迎董卓，实则是要匡扶大汉天下。
董卓迁都，实乃无奈之举，他老董想得好，先迁百官、万民，自己帅军与关东联军作战，若不能胜，再帅军缓退长安。迁民与百官之事，董卓全权交与王允，王允从不言它，唯董卓之命誓从。
春二月的最后一天，迁都之事正在紧锣密鼓的张罗之时。吕布、左丰行至洛阳。吕布既要与天争命，自先打定主意，说什么要阻止董卓迁都，不让刘协流离失所，以致最后曹操挟天子、令诸侯，导致自己下邳兵败。
吕布孤身入城，由士卒引领至董卓府上。董卓知吕布来，大喜。当场将院中赤兔宝马赠与吕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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