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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高煦针对巡抚制定的第一点要求，并没有超出众臣的意料，属于合情合理的范围。
可他接下来看似普普通通的一番话，却让在场的众臣眼前一亮，大开眼界。
“第二，定巡抚品级为正二品，位同一部尚书，权在节制监察地方三司；原布政使从二品、按察使正三品、都指挥使正二品等官阶品级不变，原三司职权不变，各对朝廷负责。”
解缙刚才分析唐代节度使时，提到了节度使对下属官员的任免权。
倘若巡抚想做一个大权独揽的节度使，对地方三司颐指气使，那么这需要一个前提，即三司官员得是巡抚之属官。
但现在朱高煦说了，三司职权不变，各对朝廷负责。
所谓的“职权不变”，即太祖皇帝定下的老规矩，地方三司互不统属，分别执掌民政、司法、军事。
所谓的“各对朝廷负责”，即承宣布政使隶属于吏部和户部，提刑按察使隶属于刑部，都指挥使分别隶属于五军都督府，并听命于兵部。
朱高煦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却再次明确了地方三司的真正上级乃是朝廷六部，巡抚事权虽大，但三司非其私有衙门。
地方三司的事权独立，受到六部管辖，而巡抚之责主要在于节制与监督三司，协同三司处理事务。
巡抚有权节制、监督三司，此为以大治小。
同时，三司所具体掌管的军、政、法之事权又相对分散，并非巡抚所能全部支配。
尤其是朱高煦在准许各级地方官上题本、奏本的同时，还给予了三司等地方官员上密奏的特权。
通过密奏之制，朝廷对巡抚又可以做到以小制大。
而且，巡抚与三司之间也存在牵制，在这类大小牵制的情形之下，很难形成以巡抚为核心的地方权力网。
一个不能为所欲为和自我为政的巡抚，显然更易于为朝廷掌控。
此刻，与会众臣在领悟了朱高煦设计的“大小牵制”之后，无不感到这一招的巧妙。
刚才出言反对的夏原吉、方孝孺，更是抚须沉思，似乎从这个“大小牵制”的妙招联想到了别的东西。
朱高煦将殿内众臣的反应看在眼中，不紧不慢的接着说道：“第三，凡都指挥使与巡抚同驻一省者，如会同奏兵戎之事，以都指挥使领衔；且凡遇省内紧急战事，以都指挥使为首。”
他这句话确立了巡抚与都指挥使在战时的主次地位。
虽然在名义上，都指挥使受巡抚监管节制，但都指挥使是正二品，与位同尚书的正二品巡抚乃是平起平坐的存在。
都指挥使也享有单独奏事权，遇事可直接上奏皇帝，这便导致巡抚很难真正有效控制都指挥使。
巡抚有节制都指挥使之权，但双方之间在本质上存在着相互制约的特殊关系。
即巡抚理论上是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其在地方上的军权，事实上要受到都指挥使的制约。
如此一来，巡抚又哪里能轻易控制都指挥使？
就算某个巡抚有枭雄之资，以种种谋划及手段拿下了包括都指挥使在内的地方三司主官，可其之后想要造反也依然很困难。
因为巡抚及三司主官之下的大小官员，皆由朝廷直接任免，这些官员不可能全跟着一起造反。
尤其是掌握一省军事大权的都指挥使司所置高官，除了都指挥使一人之外，还有从二品的都指挥同知两人，正三品的都指挥佥事四人，以及经历司经历、断事司断事、司狱司司狱等其他官员。
一般情况下，朝廷会以都指挥使及同知、佥事之中一人统领司事，称为掌印；一人负责练兵，一人负责屯田，称为佥书，有的则分管巡捕、军器、漕运、京操、备御等事务。
按朝廷法度，地方若有重大军务，须三司合议，并列署名向朝廷汇报。
纵使巡抚手段再高，也难以将整个都司内的高层官员全部收买，往往在囤积粮草、收买人心、安插心腹时走漏消息的可能性更大，毕竟这世上还存在着无孔不入的锦衣卫密探！
历史上，即便是到了太平天国后期，清廷统治力下降的时候，曾国藩乃至之后的李鸿章等身居督抚高位者皆不敢造反。
因为这些督抚非常清楚，造反将面临着诸多制约，成功的可能性太低。
“诸位以为如何？”
朱高煦高声问道。
众臣面面相觑，一时间竟然不知该如何回答。
按朱高煦刚才定下的这三个规矩，此后的大明巡抚在制度上，基本丧失了自主行事的余地，只能完全听命于朝廷，实际上也就是完全听命于大明皇帝。
众臣心知肚明，他们的皇帝之所以要这样设计和运作巡抚制度，乃是为了确保乾纲独断，牢牢把握皇权，借巡抚之手抓一省之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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