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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投名状，结兄弟谊；死生相托，吉凶相救；福祸相依，患难相扶。外人乱我兄弟者，视投名状，必杀之；兄弟乱我兄弟者，视投名状，必杀之。’
……官署后院门口，人群中闪出一人，大呼‘冤枉！’跪在路中。
马新贻为官日久，见多了拦轿喊冤，并不以为忤，反而缓下脚步。他定眼一看，下跪之人竟是三弟，不由惊诧，忙挥手让马弁让开。
……张汶祥抽出带血的匕首，高举双手，向天大喊：‘杀人者，张汶祥是也！’
……”
小说开头，吴锐读着还有些摸不着头脑，等看到马新贻纳投名状，三兄弟结拜，还以为是张汶祥的黑历史被赵先生发掘出来了。
再看到张汶祥为窦一虎报仇，当街刺杀马总督，吴锐更加确定剧情的走向，不就是个狗血的三角恋加复仇嘛：赵先生发现了张汶祥刺杀高官的秘密想要拿捏、利用他。
然而剧情转折得太快，他读到：
“……曲终人散，戏台上空无一人。
张汶祥面如土灰，‘我真没跟他结拜！这戏文不是瞎扯吗？’
赵先生轻摇折扇，“有没有结拜不重要，天下人相信你们结拜就行了！”
‘我也没杀马总督，马总督活得好好的……’
‘现在没杀，将来总是要杀的!’
……”
原来一切都是戏中故事。
读到这里吴锐真有种“惊艳”的感觉。
原来马总督还没死。赵先生要求张汶祥像戏文里唱的那样去刺杀马新贻。
而晋桐早已经把伏笔在前头埋下。
开篇将军们询问张汶祥生平的时候，介绍过，此人早年当太平军时，在战场上救过一个清军军官，后来两人一起逃离。因为张汶祥自己的吹嘘，此事在江湖上流传甚广。虽然救的人不是马新贻，但“似是而非”，足以“移花接木”。
戏文的宣传对象是平民百姓。针对官场中人，赵先生自然另有一番布置，文中只是略略提了几句。
至于张汶祥被威逼利诱前往金陵、马总督被刺身亡的过程以虚写为主，故事的重心转到曾国藩奉命主审案件。
文中，曾国藩在大堂上纠问同党。经受严刑拷打、遍体鳞伤的张汶祥抬头望见“赵先生的明公”，咬牙坚称“无人指使，只为私仇”。曾国藩故作糊涂，草草结案。
小说的高潮是紫禁城养心殿中，曾国藩向慈禧回禀案情结论，称“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
“……
慈禧把折子合上，默然片刻，将其放在一旁，问道：‘我看你行走磕头，精神尚好？’
曾国藩答曰：‘精神总未复原。’
慈禧戴在无名指上的纯金指甲套轻轻敲击着方桌。
对她来说，磕头很重要。
普天之下，唯有她不必向别人磕头，连皇上都要给她磕头，还有谁不给她磕头？
马新贻年轻时，也来这里向她磕头，磕得很好，慈禧便知他是做官的好材料。
一个人倘若连头都磕不好，做官也会做出个乱臣贼子。
所以她别的不问，先问磕头。
‘马新贻这事，’慈禧又问，‘岂不甚奇？’
曾国藩诚惶诚恐，额头触地，答道：‘这事很奇。’
……”
吴锐读到此处，拍案叫绝，端起凉茶喝了一大口。这段君臣斗法于无声处听惊雷，着实过瘾。
二人的对话换成大白话就是——慈禧说：“扯淡也要有个限度！”曾国藩答：“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
晋桐对异族统治者与三心二意的封疆大吏的心思琢磨真可谓登峰造极了。吴锐赞叹着，读到结尾。
“……
张汶祥被判凌迟。
临刑前的一晚，有人偷偷摸摸进了牢房，问他到底受何人指使，他只是摇头。
商船会馆里排的那出戏，三个武生义结金兰、豪气干云，如果是真的，他这辈子也不算白活了罢。
或许那就是真的。
对，那就是真的！三日后的刑场上，濒死的张汶祥这样想着。
他的心被挖了出来。”
全文结束，吴锐掩卷长思。
这部《投名状》貌似讲了一个故事，其实是两个故事。晋桐故意将第一个“刺客被逼无奈刺杀总督”讲得粗疏，重心放在刺杀前的预谋和刺杀后案件的处理上，却将第二个故事“兄弟反目，一怒杀人”讲得缠绵动人。
读完全文，吴锐的心思是分裂的，理性上，他认为第一个故事更具合理性，但感性上，他更喜欢第二个故事。而且第二个故事里的主要人物张汶祥、马新贻，一个义字当先，一个为情所困，形象更生动，也更具感召力。
这时候，吴锐想起哲学课上的一句话：人不是因为看到所以相信，而是因为相信所以看到。
这部《投名状》故事尚在其次，其中对“另一种清末历史”半隐半露地描写，更是时时搔人痒处。小说后半段，隐晦的政治博弈渐渐明晰，晋桐所说的“架空历史”的大布局也显露真容。
后面还会有怎样的故事呢？
吴锐希望晋桐能早日把第二卷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