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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风土人情，尽可能地展示他的博学和才识。七小姐未出过国，经不住他的“唬“，那颗高傲的心，渐渐向他靠拢了。
可是事情并非像宋子文想的那么罗曼蒂克，七小姐的母亲庄夫人硬是不同意这门婚事。起初她觉得小伙子人长得不错，又是留洋回来，两个年轻人似很投缘，也就颇有些心动，但对宋子文的家庭尚不十分了解，于是请家中大管家李朴臣去打听。李朴臣回来禀报说:“宋家是广东人，他父亲是教堂里拉琴的。七小姐怎么可以嫁给这样的人家?“庄夫人有数了，门不当户不对的，不能答应他!
好在大权捏在盛老四手里，盛老四一个命令就把这个小秘书给踢开了，把他调到武汉，当个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的会计处科长。宋子文明知是调虎离山计，碍于体面，还是前去干了几天，不久就返回了上海。他脾气很犟，庄夫人越是阻挠他越来劲。有时在大街上，他看见前面是七小姐的车子，就一踩油门加足马力追上去，把车子往七小姐的车前一横，硬要与之对话。
1923年2月，广州陈炯明兵变被平定后，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重建革命政权，急需各方面的人才，宋子文由其二姐引荐，被孙中山起用，从而步入政坛。当时孙中山先生一封封电报催其南下，宋子文认为是个人发展的好机会，但他放心不下七小姐，于是力劝一起赴广州。
七小姐内心十分矛盾，一方面她不愿惹母亲伤心，但是内心深处对婚姻自主也充满了向往。然而宋子文要她离家出走，离开母亲，这对一个从小生活优裕，从未离开过高墙深院的千金小姐来说，也是一道难题。
她犹犹豫豫的，宋子文却没有时间容她犹豫了。在七小姐、八小姐去浙江钱塘江看潮的时候，宋子文就追到了杭州。他手里捏着3张开往广州的船票，劝两位小姐跟他一起去广州，说革命一定会成功，年轻人应当闯天下。
七小姐心里很难受，思前想后，她还是离不开母亲，离不开盛公馆这个超级大宅门。最后掏出一把金叶子(金质的树叶造型的礼金)交给宋子文。金叶子是当时上流社会送人的礼金，比直接送人钞票要高雅些。她知道宋子文没有钱，是送他作路费的。
她对宋子文说:“还是你自己去吧，我等你回来。“
宋子文很失望，其实这也是意料中的事情。他握着金叶子感激地说:“我真心感谢您，这些就算是借给我的吧。“
1930年当他再次回到上海时，已是“使君有妇“，带着夫人张乐怡出入公开场合了。
盛七小姐没想到事情竟会是这样，山盟海誓竟是一场空，整日闷闷不乐，闹了一场大病。她一直到32岁才与庄夫人的内侄庄铸九结婚。有一天七小姐接到电话，来到盛老五的花园喝茶，想不到走近客厅，宋子文也在场。
想必是宋子文曾透露过想与七小姐见面的愿望，盛家兄嫂就热心地安排了这次活动，因为担心七小姐知道了不肯来，事先并未告知实情。看到七小姐走进来，宋子文主动上前搭话。盛氏其他人也力促他们“讲和“。
可是七小姐一脸冰霜，丝毫不肯给宋子文面子。她不需要任何解说，大家都劝她留下来共进晚餐，但七小姐不干，站起来冷冷地说:“不行!我丈夫还在等我呢!“说完拂袖而去。
事后每当有人问起这件事，七小姐总是说:“他正高官厚禄，春风得意，我何必去巴结他呢？但话也得说回来，他那把金叶子还没还我呢!“
非但在感情上，这位盛七小姐颇有决断。即便是在其他的实务上，七小姐也是当仁不让的巾帼女强人。
1927年秋天，老太太庄夫人去世，盛公馆一时方寸大乱。按说，大家按章办事，相安无事，可是盛老四又节外生枝了。
1927年11月26日，盛老四和盛家义庄的一个董事狄巽公一起，具状向上海临时法院提出要求，要求将早已归入愚斋义庄的属于慈善基金的那部分，提出来由盛氏五房(即盛宣怀的三个儿子盛老四盛恩颐、盛老五盛重颐、盛老七盛升颐，以及大房的孙子盛毓常、三房的孙子盛毓邮)分掉，这就在家族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
1928年6月，盛爱颐把他三个哥哥(恩颐、重颐、升颐)及两个侄子(毓常、毓邮)告上了法庭。这是当时全国第一个关于女权的官司，充分说明了盛爱颐的胆识和气概。
此案在报界一经曝光，即刻引起极大反响。因为按照中国传统的大家族析产的办法，女子的确是没有财产继承权的。民国后讲男女平等，虽然在政府法律条文上已经明确女子也有继承权，但真正实行起来困难颇多，得有人带头才行。
所以盛爱颐打的这个官司，作为民国以来第一例女权案，其社会意义就远远超出了盛氏家族内部的矛盾，成为一个社会公众所关注的传统制度的改革问题，因而颇有轰动效应。
一个月后，法院的判决书下来了，宣告盛七小姐胜诉，应当可以分得先人的遗产五十万元。
大名鼎鼎的“远东第一乐府“百乐门舞厅，便是这位盛七小姐从自己所得的遗产中拨出数十万两白银，作为最大的股东创建而成的。如此传奇女性，当然值得钦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