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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也狠狠地坑了一把，也大大地帮助了欧洲人一把。帮人不留名，甚至连个谢字都没从欧洲人那里换来。
从此之后，华夏文明整体上走了下坡路，而欧洲人在接触到大量的东方文明之后，开始觉醒，最终促成了文艺复兴，走上了工业革命的路子。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南宋的这一段历史给华夏文明带来了多大的灾难，给世界做出了多大的贡献，损己以利人的本事也就两宋玩得最溜。
南宋的联蒙灭金，是在战战兢兢、首鼠两端、瞻前顾后的心态中，一步步被逼出来的。被动多于主动。
在宋朝历史上，借助军事同盟以达到消灭敌国，而最终盟国演变为更强大敌人的事情，已不是第一次，北宋末年与女真结盟而消灭辽国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宋与蒙古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交往，而随着金人与蒙古人的对抗中处处被动，蒙古人的马蹄开始踏上中原土地的时候，南宋与蒙古人缔结军事同盟的前提已经铺设好了。
对南宋而言，有其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南宋的复仇意识；二是金朝错估形势，将可能的盟友推向敌方；三是蒙古势力强大，南宋不得已而为之。
对于宋金蒙三方的力量尤其是蒙古人的企图，南宋朝廷上下并非无所窥测。面对蒙古汹汹南下，世仇金朝依然故我的情况下，南宋朝廷有两派意见，一者扶持金朝，以之为对抗蒙古的屏蔽；一者认为应趁此机会灭亡金朝，并由此振奋精神，再图抵抗蒙古南下的企图。
南宋大臣乔行简认为，“强鞑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齿寒之辙可覆，宜姑与币，使得拒鞑”。认为在蒙古人势力兴起的形势下，金已经由过去的仇敌转而为今天的缓冲国，只要金能抵御蒙古人的进攻，南宋继续向金输纳岁币也是未尝不可的。
蒙古势力很强，已经具备了灭亡金朝的能力，等到蒙古灭亡金朝之后，与宋为邻，对宋朝并不是一件好事。若不与金朝绝交，继续输纳岁币，则有利于金人抗蒙，这样，南宋也有机会舒缓时间，组织力量，对抗蒙古人的南下。
乔行简的主张，在宋金世仇终于可以得报的情况下，难以得到赞同。
南宋另一大臣真德秀等人主张“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应该乘金朝遭遇蒙古进攻之机，停止向金人输纳岁币，并出兵北上收复失地，以报君父之仇。“认为想以金人为屏蔽是靠不住的，应该乘“虏之将亡而亟图自立之策，用忠贤，修政事，屈群策，收众心”。宋朝应该尽快使自己强大起来，既可以改变自己原来在金朝面前的卑弱地位，又可以应付蒙古的进攻。
虽然南宋朝廷意见不一，但也都认识到蒙古乃虎狼之邦，不足以为盟友，甚至是比金朝更为凶恶的敌人。
大多数人认为乔行简的看法是过于冷静，是很难让人接受的。真德秀的看法可取，一鼓而雪百年之耻，自然能得到众人的赞同。
为报靖康之耻，最终选择了不与金朝结盟。在战争开始，金朝灭亡指日可待的情况下，即使主张灭金以报世仇的真德秀，对于如何处理与蒙古的关系，也提出应该谨慎对待，“今之女真，即昔之亡辽，而今之鞑靼，即向之女真”。
认为联蒙灭金可能重蹈当年联金灭辽的覆辙。在南宋朝廷内部，虽然“灭金”的声音很响，但”联蒙“的策略一直没占上风。
金国被迫迁都之后，财政匮乏，为了解决粮食问题，不仅要求南宋继续输纳岁币，还强索粮食。这时南宋内部小商小贩的思维惯性又主导了朝政。
得不到就抢，金国开始了南侵。这次南侵打破了宋廷以金为屏障的幻想。这时，南宋为了自己的存亡，不仅对入侵金军进行了坚决的抵抗，而且不断寻找机会深入河南抄略以迫使金军退兵。另外，为了减轻国防压力，南宋还公开招纳有实力的山东忠义军，同时与西夏会师夹击秦、巩。
这场战争一打就是七年。金国不仅未能达到“取偿于宋”的目的，反而损失惨重。虽然宋廷此时还保持着清醒，并没有对金国落井下石，但宋金联合抗蒙的可能性已经变得微乎其微。
另外，此前蒙古进攻西夏时，西夏也曾向金国求救，但金国却趁火打劫，以致后来入侵南宋时，西夏坚定地站在了南宋一边。
在金国发动对宋战争之后，宋廷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再次与蒙古展开交往，以期减少自己承受的军事压力。嘉定十一年，蒙古再次遣使与南宋接触，宋宁宗亦表达了与蒙古进一步接触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