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戛纳电影节是三大电影节之首，被很多人称为艺术电影的殿堂。在1978年之前，戛纳电影节参赛电影，由各个国家选送的。从1978年开始，戛纳电影节开始自己选片，不再由政府推送。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电影节选择的都是符合他们意识形态的电影。在八十年代有相当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在戛纳获奖，比如波兰的《铁人》、南斯拉夫的《爸爸出差去》。这批电影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反体制。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戛纳电影节现在形成了一套带有强烈意识形态的选片制度。对亚洲和东欧电影，基本上只选两种，一种是探索性特别强的电影，另外一种是揭露前体制或者现行体制的电影。我们海棠国电影要想入围、获奖，基本上是两个套路，一个是反体制，另外一个是展现海棠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如果按照他们的套路来，那你的电影就有可能走入所谓的国际视野，会有国际操盘手为你投资，送入各大电影节，西方媒体连同他们在世界各地的传声筒，会接力棒似的为你欢呼叫好，让你一夜成为电影大师。如果你不按他们的套路来，哪怕你电影再好，艺术水准再高，也很难得到电影节认可。
我们国家虽然跟西方发达国家有差距，但不是没有高楼大厦，不是没有繁华都市，发生在城市的故事很多，为什么没有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电影是讲当代故事？为什么我们在国际电影节获奖的都是反应老少边穷的电影呢？因为你拍高楼大厦别人根本不认。
戛纳通过一套潜移默化的规则告诉海棠电影人，你们海棠只有拍矿难、只拍有卖血，只有拍贫困落后才能得奖，只有拍这些你们的电影才在反应人性，才是真正的艺术。电影界推崇戛纳的，基本上就两种人，一种是特别傻，被别人的规则洗脑了；另外一种是特别聪明，知道这套规则存在，但为了获奖出名，专门去拍这种电影。”
徐帧有点不敢相信：“戛纳不至于这样吧？”
李乘风直接道：“你就是属于比较傻的那种。”
其他人听到这话都哈哈大笑起来，徐帧则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自己的光头。
许正道淡淡一笑：“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1999年，陈艺谋带着《一个都不能少》去戛纳参赛。电影节主席雅各布发现有升国旗唱国歌的镜头，就认为电影是在美化海棠国，是在替政府宣传。《一个都不能少》你们都看过，这部电影有提政府宣传吗？没有吧！雅各布很喜欢陈艺谋的另外一部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就建议张艺谋撤回《一个都不能少》，让《我的父亲母亲》到戛纳参赛。陈艺谋向雅各布解释，自己的电影没有替政府宣传，也不希望被政治解读，但雅各布不听，认定《一个都不能少》是替政府宣传。陈艺谋一怒之下，退出戛纳电影节，并发表一封公开信进行谴责。这难道不是最好的证明那？”
徐帧说不出话来，他知道陈艺谋与戛纳决裂这事。当时陈艺谋的公开信就发表在报纸上，他读过之后也相当气愤。
许正道微微叹了口气：“崇洋媚外就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碾压，造成的文化主权，以及审美主权丢失。如果你们去观察大学教授的话，会发现一个想象。文科教授中仇恨我们这个国家，崇拜西方的特别多，理科和工科教授也非常多，但相对而言要少一些。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话语权上。
理科和工科的东西是实打实的，只要我搞出来了，你不承认都不行。比如火车，要是我们搞出时速1000公里的火车。我就是最快的，你扯其他的没用。这东西是实打实的，是有数据的。文艺作品是没有标准的，是不能用数据衡量的。当话语权在别人手中的时候，别人说你是好，你就好的；要是别人不承认，不管你的作品有多好，在业界也很难得到认可。
你们去看全球文艺界最受关注的奖项，电影的奥斯卡奖和三大电影节、音乐的格莱美奖、文学的诺贝尔文学奖等等，这些文艺类的奖项，全部在西方人手中，规则是他们定的，标准由他们说了算。只要你想得到文艺圈认可，就只能按照他们的标准来。
什么是文化霸权？这就是文化霸权！
什么是审美霸权？这就是审美霸权！”
现在众人都怔怔地看着许正道说不出话来，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这一刻，他们切实体会到什么叫文化霸权，什么叫审美主权丢失了。
“就像亨廷顿说的那样，现在主宰世界的是文明冲突，是文化领域的战争，而文化领域就是战争最前线。文化领域中的每一个人都身在战场，都在最前线作战。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是这场战争中的一员，每个人都在作战，每个人都是战士。唯一的区别是，你的枪口是对准敌人。”许正道有些冰冷的目光在现场众人的脸上扫过，最后露出一抹有些阴森的笑容，“还是对着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