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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章抱残守阙

    设备科、技术科、质检科、全质办组成的第四组,成员全部是厂里技术型的干部,年龄大多在四、五十岁,所以这个组的会议进行的很理性化。这种岁数的知识分子的,他们的理性化一般来说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说他们在自己的工作领域的理性化,非常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靠数据说话,条理性、逻辑性十分强;二是说他们在生活中,尤其是在人事关系上的理性化,换句话说,就是因为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吃了太多的亏,经历了太多的磨难,所以他们在政治上普遍是谨小慎微,轻易不会去得罪领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特殊年代做“臭老九”的阴影,很难挥洒一光。在中国,知识分子被比作“臭老九”,历史是比较悠久了,远在元朝的时候,就有此一说:元朝统治者看不起读书人,把读书人的地位压得极为卑贱,比娼妓还低,仅高于叫花子,朝廷把各阶层的人分为十等,其排列次序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知识分子的位置排行为第九,所以有了“臭老九”之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厌恶老师、学生们的抗战情绪和举动,排斥和压制知识分子,使他们社会地位的名次排在了国民党兵之下,有人把国民党兵痞叫作“丘八”,知识分子则被称为“丘九”。此外就是那个特殊年代了,知识分子被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贬称为“臭老九”,后来还是毛老人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借用了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句台词郑重提出“老九不能走”,才为“臭老九”正了名。可是,名虽然正了,但是因为特殊时期离开的并不久远,知识分子心有余悸也是很正常的。

    会议一开始,召集人设备科科长毛玉麒就中规中矩的说:“按照大会要求,我们议论的重点有两项,一是找亏损的原因,二是提出整改的措施,在座的都是技术部门的代表,希望大家围绕设备、技术、质量三方面的管理,谈谈自己的看法。”

    毛玉麒的开场白一说完,众人的眼光很自然地都盯向了技术科科长何天祥,因为在座的就数他的年纪大,已经到了快退休的年龄。这似乎也是这些技术人员约定俗成的习惯,只要是开会,总是由年龄大或职位高的人先说。何天祥也习惯了这种现象,不紧不慢地开口说:“要说我们厂亏损的原因,应该和工艺技术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的工艺技术,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应该说是很成熟;我想要说的是,这些成熟的工艺技术在实施的过程中,有时出现了偏差,影响了产品的质量,主要原因我认为是操作人员不能完全按照工艺要求和技术标准做事,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整改的措施有三条:一是加强职工培训,提高他们按工艺技术规范做事的责任心,二是车间领导要督促检查,及时纠正违规操作现象,三是加大奖罚力度,惩前毖后,才能避免这种现象。我就说这些,说的不对的,请大家批评。”

    何天祥所说的“操作人员不能完全按照工艺要求和技术标准做事”,客观上讲,确实存在这种现象,可是作为工厂的技术部门,不从自己身上去找原因,而是完全把责任推给操作工人,严格地讲,同样是一种不负责任地做法;再往深点去说,这也反映了这些老企业的技术人员,有相当一部分已经不仅仅是技术老化,思想上也是墨守陈规,不思进取,他们没有意识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方面的变化,首先就是从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开始的,他们仍然抱着几十年一贯制的传统工艺技术不放,视为葵花宝典,这种抱残守阙的不作为,客观上阻碍了工业技术的发展。

    何天祥的发言,无形中给在座的人定了一个调调,质检科科长陈玉琴接着说道:“我们产品的质量,现在也不如以前了,原因和何科长说的大同小异,也是因为一些质检人员不能坚持质量标准;不过与何科长说的不同的是,现在质检人员坚持按标准办事难度很大,卡住质量关会影响车间的产品等级和产量,车间领导和工人意见很大;质检员绝大部分是女同志,经常会被工人骂的哭鼻子,我们把状告到厂领导那里,往往也是没有下文,所以质检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成了正常的现象。要整改这种现象,就得像何科长上面说的,加强对工人的培训,让他们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光靠我们质检科是把不住质量关的。”陈玉琴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同志,说起工作,如同和街坊邻居吵架一样,先把责任推给对方。

    “我们厂的设备也有上面两位科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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