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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房密事，不必再提。
趁着这会往军帐走的路上，闲暇无事，我想回答有人问过的一个小问题：宋朝有间谍之事吗？
铁牛告诉您，据史书记载，宋朝是有间谍之事的。不但宋朝有，早在几千年前的夏朝就有了间谍。套用一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那么，铁牛也想说：“有人的地方就有间谍”。
据记载，一位名叫“女艾”的女性将领，受启的后裔“少康”派遣 ，前往篡位者“寒浞”的统治区打探情报、了解民情。依靠女艾传递的情报，少康出兵后势如破竹，诛杀了寒浞，重新光复了夏朝，史称“少康中兴”。女艾，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间谍，也是世界上最早有记载的一位女间谍。后来，“商汤灭夏”得以成功，一定程度上也归功于伊尹的间谍活动与妹喜传递的情报，间谍的作用不可低估。
到了西周，周厉王残暴无道，百姓背地里“妄议”，周厉王一怒之下找来一个卫国的巫师，专门监视不满之人。一经发现，立马杀之灭口。“卫巫”是古代最早对内监察的特务。但那时还没有成立专门的间谍机构。
春秋战国时期，才有了专门负责谍报侦察的官职——候正（也称“候者”、“元候”），承担对外刺探情报，但主要服务于军事行动。
先秦时期的多部兵书里都能找到对间谍的描述。《六韬》中首次出现“间谍”一词，也首次明确了其职能：“游士八人，主伺奸候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我国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的《用间篇》中，更是第一次系统的对间谍种类、招募条件、使用原则等进行了完整论述，是我国乃至全世界最早、最完整的“间谍论着”。
西汉时，汉武帝设立的“绣衣使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特务机构。直接受皇帝指派，严密监察官员和王公贵戚的违制行为，还有调动军队的权力，可以诛杀各地官员。在汉武帝晚期，绣衣使者还酿成了“巫蛊之祸”，致皇后卫子夫与太子刘据相继自杀，牵连数十万人。可即便为害如此，王莽篡位后，绣衣使者这一机构仍活跃于朝野。
三国时魏﹑吴设立“校事官”，是专管侦察、刺探官民情事的官职。用于巩固政权，监察百官言行，稍有不满、不轨之意，便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以至于流传着一句民谚：“不畏曹公，但畏卢洪；卢洪尚可，赵达杀我。”（卢洪、赵达均为校事官）。朝廷百官无不在其监控下胆战心惊，瑟瑟发抖。
到了南北朝时期，“侯官”“典签”等特务机构应运而生，巅峰时期侯官一度发展到上千人。
唐代并无真正意义上成建制、成系统的特务机构，但朝廷依旧成立了专门监控民间舆情、收集地方情报的类谍报机构：如“察事”、“进奏院”等，以及武则天时期推事院的“内卫”，大开告密之门、任用酷吏监察言行、排除异己。
唐美宋兴。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取得皇位，害怕旧事重演，授命“武德司”严防诸将串谋和禁军异动，同时也要负责对外情报的刺探。赵光义在位时期，更名为“皇城司”，负责执掌宫禁、周庐宿卫、刺探情报，一度达到数千人规模。随着规模和职权逐渐扩大，皇城司也由专司军情逐渐涵盖官情民事，属于正儿八经皇权直辖下的特务机构。赵匡胤在创业期间就深谙间谍精髓。谋略荆南时，就指示卢怀忠以出使为名，借机探查荆南的实力与地理情况。在得知其“山川向背”以及“控弦不过三万，年谷虽登，而民困于暴敛”的情报后，直接出军，荡平荆南。攻取蜀地前，赵匡胤不仅诱降蜀国间谍孙遇等人，还截获了蜀国孟旭写给北汉国主的密信，得到向蜀国开战的理由。
赵匡胤之后的太宗、仁宗、真宗等，也多注重军事情报的获取。在当时文臣武将的心目中，用剑也不再是卑鄙之事，而是为获取胜利采取的必要手段。989年，宋太宗赵光义召集群臣商讨备边御戎的计策，大臣田锡上奏认为，应加大对间谍在军事领域的开发与利用。右拾遗王禹偶则更进一步，主张“行间谍以离之”，认为辽国作为新兴国家，内部由若干部落组成，因此可以“间谍番中酋长”，使其相互攻伐，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目的。
宋辽谍战的高潮是在澶渊之盟以后。萧太后和辽圣宗在1004年南下亲征失败，促使辽与宋签订“澶渊之盟”。盟约之后虽无大战，但双方在暗中频频交锋。通过间谍调查对手的实力与军事分布，一旦有可乘之机，就给对方致命一击。宋辽双方都有相对完备的间谍机构。北宋在中央设有直接由皇帝领导的“皇城司”，主要任务就是负责京城附近的反间谍工作。在边境诸州则设有“机宜司”，专掌本州边境军要机密事，机构成员多从边军中挑选招募。同时，边境文臣、将领也有组织间谍的权限。韩琦、庞籍等文臣在边境做知州时，就善于拊循当地土着居民，使其成为自己的爪牙耳目。
辽人也有自己的间谍网络。澶渊之盟签订前，宋安抚使丁谓抓到了契丹方面的间谍首领，对谍首严刑拷打后得知其成员的长相和年龄，甚至分布各路。可见辽人在间谍组织方面也有不小的布局。由于澶渊之盟的签订，双方战后经济、文化的交流日益增多，人员往来也是络绎不绝。间谍们多利用这种机会潜伏敌境。间谍们用来伪装的身份五花八门，有榷场（辽宋边境的贸易场所）商人，有往来僧侣，有间谍使臣等等。这些无孔不入的间谍很快就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1031年，辽兴宗即位，雄图壮志，想借西夏与北宋连年征战的时机南下一统山河。而辽军南下最优路线是从关南（今河北白洋淀以东，大清河流域以南至河间一带）侵入。所以，1041年12月，就以宋人在关南地区“治壕堑”为由，遣使要求宋朝割关南地区。同时，偷偷在边境上屯集军队，一旦交涉无果就可直接偷袭攻占。然而，在辽人派使者索要土地前的2个月，宋朝方面就已得到“契丹将谋入寇”的情报，开始调遣民夫加修边境城墙，并加强边军训练。军事上的戒备使得辽人武力偷袭的计划落空，只得希望在谈判桌上索要更多的利益。
在契丹使者尚在赶往东京的路上，宋朝间谍就贿赂辽臣买下文书内容，加急送至仁宗手里。得知辽人底线后，仁宗和群臣们有了底气。谈判中宋人坚决不同意割地，只允许联姻或增加岁币。经过商谈，仁宗派富弼带三封国书前往辽国修约。三封国书中写着三个不同的条件。一是可以与辽人联姻，并一次性给嫁妆钱，但每年岁币不再增加。二是若辽人不约束夏国，宋每年只多给岁币10万。三是若辽人让夏人重新称臣，每年愿增岁币20万。这三个条件中，第三个对辽人利益最大，同时也是宋人谈判的底线。宋廷之所以搞了三封国书，就是为了让富弼便宜行事，尽可能减少朝廷的损失。没想到辽国间谍也不是吃素的，在使团去往辽国的路上，就被“辽人密探文忠箧中止有三书”。宋人的谈判底线同样被摆在了桌面上。最后不得不以增岁币20万作为条件。
北宋的间谍被冠以“刺事人”、“谍者”、“谍探”等称谓，由于北宋时期时局动荡，战事不断，间谍一直受到宋廷的高度重视。北宋名臣苏辙在《奕城集》中有这样的记载：“臣闻太祖之时，边臣皆重金养间谍。”
宋太宗时期，大臣田赐上疏曰：“今之御边，无先于用谍。兵书曰：事莫密于间，赏莫重于间。北方自有诸国，未审陛下曾探得凡有几国否，几国与契丹为仇，若悉知之，可以用重赏行间谍，间谍若行，则其国自乱，其国自乱则边鄙自宁。昔李靖用间破突厥，心腹之人自离贰也，书在唐史其事可知，今募能往绝域斗乱蕃部使交相侵害，如汉之陈汤传介子之流，则不劳师徒，自然归化，此可以缓陛下忧边之心也。”在这件奏章当中，田赐详细论述了间谍的重要性，并引用唐朝李靖利用间谍大败突厥的事实，建议朝廷重金招募间谍，派往北部契丹，分化瓦解，使辽国内乱，以达到边境和平之目的。
宋真宗咸平初年，为了适应与契丹的战事需求，在雄州（今保定雄县）设置了谍报机构——机宜司，用来刺探契丹的军事情报，这是北宋历史上第一个军事情报机构，正式拉开了北宋与外族军事入侵者的谍战序幕，在此后的时间里，无论是在与契丹还是西夏的军事行动中，机宜司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机宜司的主要作用就是负责招募并培训间谍人员，定期收集情报，并向谍报人员付报酬，宋辽结盟以后，为了安抚契丹的政治情绪，最大限度的体现北宋的和平诚意，因此，就将机宜司更名为“国信司”，但其职责和任务并未改变。关于机宜司，宋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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